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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命在我不在天”，是道家的重要教義之一，也是道家弟子向死亡宣戰的口號，意為個人的生命同天地一樣，都是由自然之氣所化生，人如果憑借智慧通過造化之理，盜取陰陽之機，修道守氣，返本歸根，就可以與道同在，壽比天長。強調個人的生命，能由自我決定，不由天地掌握。這是一種以人生為本，肯定人生價值的積極態度。

道家這種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觀念，最早見于東晉煉丹家葛洪所著的《抱樸子》中。在葛洪看來，民間變化之術，無所不為，高山為淵，深谷為陵，男女易形為鶴、為石、為虎，鉛性白而變赤為丹，丹性赤而變白為鉛，等等。

(資料圖片)

因此，他堅信，用異物燒煉金銀，同服食金丹成仙長生一樣，是必然有的事。所以他在列舉了諸多煉物成金之事以后，論證說：“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

相信通過人自身的努力，可以改變常規的自然事物和現象。葛洪的這一思想，也見于《西升經》中，《我命章》說：“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我不視不聽不知，神不出身，與道同久。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也。”

北周道士韋處玄注解說：“天地與我俱稟自然一氣之所性，各是一物耳，焉能生我命乎？我但去心知，絕耳目，各守根本之一氣，則與道同久矣。”由此可見，盡管《抱樸子.黃白篇》和《西升經》所提出的達到“與道同久”的方式不同，但都指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強調通過自身的努力，可以延年益壽、長生不老。

道家這種“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在人生觀和實踐方面，都有其積極作用和現代意義。

首先，“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蘊含著對人自身潛在價值的充分肯定，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是一種激勵人不斷進取的積極的人生觀。這種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對我們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特別是在當代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市場經濟競爭異常激烈的情況下，這種人生觀是企業或其它經濟主體、個人在競爭中獲勝的先決條件之一，是現代企業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支柱，推動著企業經濟文化的發展。可以說，此類命題，對全人類都具有永恒的價值。

其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在實踐上有它的積極作用和現代意義。這主要可體現在道教中人在觀察自我、天地及人類與自然環境關系的過程中，對發展科技、維護人類生存環境及形成正確的名利觀方面的巨大作用。下文主要就這個問題展開論述。

在“我命在我不在天”思想的指導下，道士們通過不同的方式，努力利用人類智慧制造神藥以求長生不死，在制造神藥的過程中，對古代科技的形成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正如世界著名科技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在對中國科技史進行細致考察之后所得出的一番精辟見解：“道家對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與亞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臘思想相媲美，而且成為整個中國科學的基礎。”

在這里，李約瑟博士所指的“道家”是個廣義的概念，它既包括先秦時期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學派，又包括漢代以來的道教。

道士們修煉的終極目標就是為了延年益壽、長生不老、飛升成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們首先對人自身進行全面細致的觀察，探討了人體奧秘與機理，尋求治病養生的良藥，而探討的結果，便產生了許多著名的醫藥學專家，像東漢時期的華佗、東晉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朝的孫思邈等，他們在中醫藥學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其中，東漢時期，人稱“神醫”的華佗，發明了“五禽之戲”，模仿虎、鹿、熊、猿、鳥五種動物的活動姿態來鍛煉身體，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健身操，也是體育科學史上最早的導引療法。

他還發明了“麻沸散”，在施行手術前，對病人進行麻醉，使外科手術學獲得了長足進展，這些都是對世界醫學的重大貢獻。又如隋唐之際，人稱“藥王”的大醫學家孫思邈也是一位道士，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枕中素書》、《福祿論》、《攝生真錄》等多種著作，對中醫學的發展有重大貢獻。

孫思邈不僅醫術高超，醫學理論精湛，在醫學觀方面也有許多精彩的論述。在醫術方面，他運用動物甲狀腺防治甲狀腺腫大，用動物肝臟防治夜盲，用蔥葉做導尿管為尿閉病人施行導尿術等等；另外，他所記錄的下頜關節脫臼整復法至今仍為醫學界所沿用。

在醫學觀方面，孫思邈提出許多關于醫學研究的目的、醫著編撰的原則、醫生應有的醫德及醫學與疾病的關系等各方面的獨到見解。其中關于醫學與疾病的關系，孫思邈提出一些很好的看法。

他將疾病按能否醫治，分為四類：第一類為“不治而愈，第二類為“須治而愈”，第三類為“雖治難愈”，第四類為“真死不治”。在他看來，大多數疾病都可以治好，他說：“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圣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

“生候尚存，形色未改，病未入腠理，針藥及時，能將節調理，委以良醫，病無不愈。”這種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思想，是一種積極而正確的醫學觀，激勵人們積極進取。

由此觀之，道教各種各樣的治病保健的理論和技術，是世界文明寶藏里的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發揚光大。在此基礎上，兼取西醫之所長，相互補充，精益求精，將為現代醫學文明做出更多更新的貢獻。

道門中人在煉制“長生不死”的靈丹妙藥時，講究恰當的氣候、時辰、地理位置等。因此，道門中人大多注重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和研究，熱心致力于對自然界玄妙變化的探索，像《道藏》中就有許多著作反映了道門中人觀察天地的活動，如《太上洞玄寶元上經》主要是對天體星宿與地象的觀察記錄；《雨煬氣候親機》主要是對云雨氣象的觀察描述。

對天的觀察獲得了天文知識，有些道士同時也是著名的天文學家，如唐代著名的學者李淳風，便是當時杰出的天文學家。

李淳風博古通今博覽廣識，對天文、歷法尤為精通。他所奉命編撰的《麟德歷》在唐代行用了六十余年，他還撰寫了《晉書》和《隋書》中的《天文志》、《律歷志》及《五行志》，對中國天文學知識的積累和發展作出突出貢獻。

對大地的觀察獲得地理知識，據有關研究表明，道士所重的《五岳真形圖》中已有了地圖學上最早的等高線畫法，而且《五岳真形圖》確與五岳的實際地形地貌有關，它大致能反映當地的地形和路徑，可以說是古代道士所描繪的有獨特價值的五岳古地圖。

另外，道士們在實踐“我命在我不在天”思想的過程中，還對我國的礦物學、化學、體育學、營養學、養生學、性心理學、性醫學、武術、兵法等學科知識的積累和發展，都有巨大貢獻，可以說，沒有道士們對各門科學知識的積累，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科技。

道教從人的生存立場出發，充分意識到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強調維持人類和自然環境的和諧，這對我們維護人類生存環境，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指導作用。

道教認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都是由陰陽共同組成的，而又相互聯系和諧相處。同時又認為萬物各有其性，應該順應物性，讓萬物自然發展。

《太平經》說：“天地之性，萬物各自有宜。”著名道士成玄英在《南華真經注疏》中說：“隨造化之物性，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作法術，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則物我全之矣。”

認為人們應該遵循“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的原則，讓宇宙自然發展。這種放任自由發展的原則體現在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上，就要求人們禁止砍伐山林，禁止捕獵飛禽走獸，禁止探巢取卵，禁止亂倒污水等，以達到維持宇宙自然的、完美的和諧。

這種維護生態環境的觀點，對我們今天預防和解決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自然資源耗竭、自然災害頻繁等問題，具有突出的借鑒作用。生活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先人尚且懂得維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難道生活在高科技信息時代的我們沒有理由為維護生態平衡、維持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和諧而奮斗嗎?

為了達到延長生命乃至長生不死、飛升成仙的最終目標，道士們在待人接物方面制訂了一系列人生行為模式，而貫穿于這些行為模式之中的基本精神是清靜、寡欲。道教認為清靜是進入“真道”的得道境界，而有欲望是進入得道境界的障礙物。

《清靜經》說：“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多，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因此，道教對人的欲望持嚴歷的批判態度。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稱：“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強調要知足、寡欲。《西升經》更是嚴厲批判了人的欲望，《為道章》稱：“欲者，兇害之根；無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源。圣人者去欲而入無，以輔其身也。”

筆者認為，為了維持個人的生存和社會的發展，適當的欲望是必要的。但人的欲海難填，放縱欲望，不知足地追求物質財富和感官享受，將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對立抗爭，導致人類與自然之間和諧關系的破裂，使今日的全球性生態困境越陷越深。

因此，為了維護人與人之間、人類與自然之間和諧，以使人類社會能夠持續地發展下去，使人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和諧、寧靜的環境中，我們必須把自己的欲望控制在合理的范圍之內，不能讓它過度泛濫。在這方面，道教關于清靜、寡欲的主張，對我們現代人形成正確的名利觀具有直接的借鑒作用。

綜上所述，“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指出了個人的生命不是由天地決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強調后天努力的重要性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這種思想在發展中國科技、形成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和正確的名利觀、維護生態環境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作用。“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是一種實踐積極的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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